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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试论《周易》六爻象与《内经》脏象理论
《周易》是一部体现变易之书，其变易表现于卦变，而卦变又根源于爻变。六十四卦中的任何一卦，皆为六爻组成。如果改变六爻中的某一爻象或几爻象，就变成了另一卦象。可见每一爻的变化，都影响着六十四卦，所谓“牵一发而动全身”，所以，六爻的变化就成了六十四卦变化的核心。因此，“六”的词义，《说文》说： “六，易之数。”《周易》中老阳之数三十六，老阴之数二十四，为质变之数，合之为六十；少阴之数三十二，少阳之数二十八，为量变之数，合之亦为六十，总属六之所化。
“易具医之理，医得易为用”，《内经》吸取了《周易》乾之六阳爻、坤之六阴爻分配十二经脉，以一脏一腑、一阴一阳、一表一里相合，形成了人身六脏六腑一个完整的阴阳组合系统。说明乾之六阳爻与坤之六阴爻可体现脏腑间之阴阳变化。房玄龄注《管子·五行》说：“阳至六为纯阳之多也，阴至六为纯阴之多也。禀阴阳之纯以生，故曰人有六多。”结合于人，人禀阴阳之纯以生，阳至六为纯阳之多，脏属阳，六腑为纯阳之多也；阴至六为纯阴之多，脏属阴，六脏为纯阴之多也。张景岳说：“以脏象言之，则自初六至上六为阴为脏：初六次命门，六二次肾，六三次肝，六四次脾，六五次心，上六次肺；初九至上九为阳为腑：初九当膀胱，九二当大肠，九三当小肠，九四当胆，九五当胃，上九当三焦。知乎此，而脏腑之阴阳，内景之高下，象在其中矣”（《类经附翼·医易义》）。说明《内经》藏象理论，亦以六脏六腑应乾之六阳爻与坤之六阴爻，与经络理论是一致的。显然，《周易》以六爻为变化之核心，《内经》以六脏为人生理、病理变化之中心也。
既然《内经》藏象理论脏腑为六脏六腑，为何又处处明言五脏六腑呢？很清楚，这是《内经》采用“明修栈道，暗渡陈仓”之异常论述方法而已。

2. 论《内经》的异常论述方法

由于《内经》成书于战国时代，秦始皇统一六国之际，是我国历史上学术思想空前活跃的一个时期。“诸子蜂起，百家争鸣”的生动局面，也渗透到了医学领域。所以，《内经》成书于这个时代，对五脏的认识与周时大不相同。周时重“心”，而在《内经》中却不重“心”了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，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。
周时之所以重“心”，是因为“心”在五行中属“土”。《春秋繁露·五行对》说：“土者，五行之主也。”“五行莫贵于土，土者，五行最贵者也，……五声莫贵于宫，五味莫美于甘，五色莫盛于黄。”说明土为万物之母，为万物之尊。人以“心”应之，王朝官职以君主喻之，故谓“心”为五脏之主，为君主之官。《春秋繁露·天地之行》就明确指出：“一国之君犹一体之心也。”土者色黄，所以，皇帝着黄袍，撑黄伞，载黄旗，以土最贵，五色莫盛于黄也。由于把五脏之“心”，象征着一国之君，谁要是否定了“心”的这种高贵地位，谁就是否定了一国之君，谁就会招来杀身之祸。且“五曰土”，所以，周时之五脏因此也具有莫大的威力。
而《内经》所论脏腑，“心”已不属“土”，而是属“火”，显然否定了“心”的那种高贵地位；而且在《内经》中，也不是以“土”为贵。因周时重五行以“五” 为贵；而《内经》重“阴阳”，以“六”为贵，“六”者，易之数也。故《内经》所论“五脏之主”，地位在“心”之上。否定了“心”，也就是否定了一国之君。《内经》虽属医书，其后果也必然是书毁人亡。
《内经》的编撰者，为了自保，为了书不被烧毁得以流传，不得不采用了“明修栈道，暗渡陈仓”的对策。不得不一方面仍以周时之“心”以论《内经》中之 “心”，即仍以“心为五脏之主”，仍以“心为君主之官”，而将六脏之真君真主隐藏，改“六脏六腑”仍为“五脏六腑”之说；另一方面不得不应用了种种异常的论述方法，以期将真君真主隐藏，此《内经》采用异常论述方法之所由来也。
《内经》为了隐藏六脏六腑之真主，而采用了种种异常的论述方法来分散官方的注意力，这是一个秘密，这个秘密不能让外人知道。所以，《内经》在《素问·金匮真言论》中，就明确地发出警告：“非其人勿教，非其真（人）勿授，是谓得道。”并在《素问·气交变大论》中为此做了注解，说：“得其人不教，是谓失道；传非其人，慢泄天空。”所谓“慢泄天宝”，就是容易泄漏珍贵的宝物之意，所谓“其人”，就是指同一门派的弟子，显然，“明修栈道，暗渡陈仓”这一对策，只能让同门弟子知道，一旦被外人知道，必会招来“书毁人亡”的严重后果。
由于《内经》采用了异常的论述方法，致使后世医家对《内经》的学习和研究，产生了不少疑难，就有“不识庐山真面目”之感。如历代医家皆以《内经》不以脑髓为脏；只知“五脏”，不知有“六脏”；只知有“十二官”，却不知“膻中”、“心包络”为何脏；只知“肺主表”，却不知“心肺主表”等。由于历代医家不懂《内经》中的异常论述方法，虽尽毕生之力，也没能闯进《内经》这座神圣之宫的大门。
《内经》中所应用的异常论述方法有哪些？据我们的体会，主要有：
1、化整为零，散在各篇章；
2、名目在《素问》，内容在《灵枢》；
3、明言其有，实言其无；
4、无其名而有其内容；
5、不同的事物有相同的命名；
6、同一事物有不同的名称；
7、但有其名，而无其位；
8、有其说，而不见其理；
9、明为荒唐，实为至理。

3. 清其源，正其流–促进脑科学的发展

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曾说过：人类出现治疗医学为医学史上的第一次飞跃，防病医学为第二次飞跃，康复医学为第三次飞跃，而智力医学则为第四次飞跃。
目前发展脑科学的主要意义已被称为医学上的第四次飞跃，要开发人体智能，要探索人体生命的奥秘，仍须以大脑为突破口。由于人们已经把脑与宇宙、生命并列为当今世界三大奥秘，且认为人脑又是历次科学革命的发源地，所以中国的科学家们已经在大声疾呼加强对脑科学的研究。
所谓人体科学，说到底就是生命科学，而脑科学是认识生命的基础，不取得脑科学的实质性突破，生命科学之谜也就无法解开。
《内经》是中医理论的奠基，是中医理论之源。显然，我们要开展脑科学研究，首先要研究好《内经》。因为任何一门学科，有流必有源，只有上下探索，清楚其源流，才能了解其全貌，才能知晓整个学科的形成和发展，才能使这门学科得到进一步的发扬。那么，《内经》究竟是怎样论述“脑髓”的呢？历代医家皆认为《内经》不以脑髓为脏，而以之归属于奇恒之府，其功能归于心，使脑科学的研究受到了很大的限制。我们认为，把脑科学的发展长期处于滞缓状态的原因归之于《内经》，是不合符事实的。真正造成脑科学研究滞缓的原因是历代医家研究方法不对头，没有应用以《周易》研究《内经》的方法把真实情况研究出来。所以我们要正其流，必须首先清其源。
根据我们研究所得，《内经》并没将“脑髓”归之于奇恒之府，而是以之为脏，主六脏六腑之说。有人认为“以脑髓为脏”，是由“方士”提出的，只是不能登医学之堂而未被采纳的。其实，《内经》一书不是出自官家之手，而是出自民间同门学派之手。民间学术之争，也就是门派之争，从《素问·五藏别论》中所载，“余闻方士，……敢问更相反，皆自谓是”，说明当时在脑髓为脏为府的问题上，门派之争非常激烈。更重要的是发现了《内经》种种异常的论述方法，使人们更加清楚：《内经》所言“五藏六府”，均具有“六藏六府”之意。况且中医学的独特理论是整体观，脑髓在生理上与五脏六腑紧密地联系成一个整体：脑髓将所藏先天之火，通过三焦输送到腹中五脏六腑，而五脏六腑所藏之精，通过肾化生为髓，循背脊源源不断地上输至脑，以补脑髓之耗损与不足。正如《内经》所说：阳精所降其人夭，阴精上奉其人寿。这就是人身赖以生存的生理基础；在病理上也是相互影响：五脏病可及脑，而脑病亦可及五脏，说明《内经》确实是以脑髓为脏，而且远比其他五脏更为重要。关于“脑主神明”，《内经》也有明确的论述，如《素问·宣明五气篇》说：“精气并于心则喜，并于肺则悲，并于肝则忧，并于脾则畏，并于肾则恐。”又说：“心藏神，肺藏魄，肝藏魂，脾藏意，肾藏志。”说明《内经》从整体观念出发，认为人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，决不简单地归结于脑，而与其他五脏无关。而应归之于脏腑功能的反映。如把神分属于五脏，可是五脏神均上归于脑。进一步说明脑是元首，统帅五脏之神，是众神之长（见《素问·本病论》）。而心神、肺魄、肝魂、脾意、肾志等都是在脑的作用下各自发挥其生理功能。可见“脑主神明”为《内经》所故有，并非“舶来品“。
所以，我们书写此文的目的，主要在于促使人们重新评价《内经》，重视“脑髓”在《内经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，以促进脑科学的迅速发展。

4. 《内经》不以“脑髓”为“奇恒之府”

《素问·五藏别论》说：“脑、髓、骨、脉、胆、女子胞，此六者，地气之所生也，皆藏于阴而象于地，故藏而不泻，名曰奇恒之府。”历代医家就据此认为脑髓归属于奇恒之府，因此，近代有人认为：《内经》把脑定为奇恒之府在当时是一种偏见。因为脑是脏还是府，曾有过争鸣，正由于争鸣，不以脑为脏，才确定了脑为奇恒之府。
我们认为，《内经》并没有将脑髓归属于奇恒之府，理由如下：
一、“脑”与“髓”并非联合词组，从“此六者”得知，“脑”与“髓”均为单音字，不可以“脑髓”并称也。
二、在《内经》中，“脑”有二义，一为颅腔义，如《灵枢·海论》：“脑为髓之海。”《素问·五脏生成论》：“诸髓者，皆属于脑。”此中“脑”字，皆颅腔之义也。二为脑髓义，如《灵枢·口问》说：“上气不足，脑为之不满。”《素问·解精微论》：“泣涕者脑也，脑者阴也。……故脑渗为涕。”此中之“脑”字，皆脑髓之义也。当然也有“颅腔”义与“脑髓”义在一句中同用者，如《素问·剌禁论》：“剌头，中脑户，入脑，立死。”句中“中脑户”之“脑”字，乃“颅腔” 之义；“入脑”之“脑”字，乃“脑髓”之义也。由于《内经》中之“脑”，具有“颅腔”与“脑髓”两种不同的概念，所以在阅读时当予以严格区分，切不可混为一谈。
三、颅腔中空，具有腑的特点，而其内藏脑髓，脑髓为“真气之所聚”，故藏而不泻，有似脏的一面，说明颅腔既不同于腑，又有别于脏，似脏非脏，似腑非腑，正与“奇恒之府”的形态和其生理功能的特点相同，当以之归属于“奇恒之府”。而“脑髓”位于头颅之中，即颅腔之内，内藏精气而不泻，既不中空，完全具有脏的特点，有别于骨、脉、胆和女子胞。可见，《内经》将脑归属于奇恒之府者，乃颅腔也，非脑髓也。
由此得知，《内经》不以脑髓归属于奇恒之府是很明显的，以脑髓归之于脏也是很明显的。
而《内经》中之“髓”，有脑髓、脊髓与骨髓之分，是根据髓所藏的部位不同而命名：藏于脑则名为脑髓，藏于脊则为脊髓，藏于骨则为骨髓。历史上有人认为“肾生髓”，于是就认定脑髓、脊髓和骨髓，皆由肾精所化生。并因此而篡改经文，将《灵枢·经脉》中“人始生，先成精，精成而脑髓生”改为“人始生，先成肾精，肾精成而脑髓生。”就此而引出“先生二肾”之说。此“肾为先天之本”说之所由来也。我们认为，篡改经文，实不可取。我们且看《灵枢·经脉》这段经文的全文：“人始生，先成精，精成而脑髓生，骨为干，脉为营，筋为刚，肉为墙，皮肤坚而毛发长。”由于肾主骨，心主血脉，肝主筋，脾主肉，肺主皮毛。已经很清楚地告诉了后人，人有六脏，是先生脑髓，而后生肾、生心、生肝、生脾、生肺。特别是“肾”，《内经》在《素问·上古天真论》中也说得明白：“肾者主水，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。”五脏六腑之经乃后天之精，是知脑髓与先天之精所化生，而脊髓、骨髓乃后天肾精之所化也。可见，脊髓、骨髓才是“髓”的真实内容，脑髓不在其中。这也说明了“脑髓”不在“奇恒之府”，当属无疑矣

5. 《内经》中“五脏六腑”一词，均为“六脏六腑”之义

《内经》之理来自《周易》，所谓“医理源于易理”，即医易一脉相承也。六，易之数。《内经》脏腑数，自然主“六脏六腑”之说。为了书不被烧毁，不得不仍以周时之心以论《内经》中之心，而将真君真主隐藏，故仍以“五脏六腑”来论《内经》中之“六脏六腑”。因此，我们认为：除了单纯论述腹内三焦地之“五脏六腑” 外，其余所论“五脏六腑”均具有“六脏六腑”之义。如：
1、《素问·热论》：“三阴三阳，五藏六府皆受病，荣卫不行，五藏不通则死矣。”《内经》以三阴三阳分配十二经，十二经脉的脏腑络属为六脏六腑，以一阴一阳、一脏一腑、一表一里相配。说明句中“五藏六府”，实为“六藏六府”之义。
2、《灵枢·经水》云：“凡此五藏六府十二经水者，外有源泉而内有所禀，此皆内外相贯，如环无端，人经亦然。“本则经文的内容是十二经水内应十二脏腑：足太阳外合于清水，由属于膀胱；足少阳外合于渭水，内属于胆；足阳明外合于海水，内属于胃；足太阴外合于湖水，内属于脾；足少阴外合于汝水，内属于肾；足厥阴外合于渑水，内属于肝；手太阳外合于淮水，内属于小肠；手少阳外合于漯水，内属于三焦；手阳明外合于江水，内属于大肠；手太阴外合于河水，内属于肺；手少阴外合于济水，内属于心；手心主外合于漳水，内属于心包。”非常清楚地以十二经脉，外合十二经水，内应十二脏腑，明明白白是“六藏六府”，却说明“五藏六府”，只能说明《内经》是有意将“六藏六府”说成“五藏六府”，也就是告诉后人，《内经》中之“五藏六府”一词，皆“六藏六府”之义也。
3、《灵枢·逆顺肥瘦》说：“夫冲脉者，五藏六府之海也，五藏六府皆禀焉。”杨玄操注《难经·二十八难》说：“冲者，通也。言此脉下至于足，上至于头，通受十二经之气血，故曰冲焉。”说明冲脉上至于头，下至于足，贯串全身，能容纳和调节十二经脉之气血，成为“十二经之海”。《灵枢·动腧》说“冲脉者，十二经之海也”可以为证。可见，这十二经脉之海，就脏腑来说，也就是“六藏六府”之海，而不是“五藏六府”之海，所以本句经文实为：“夫冲脉者，六藏六府之海也，六藏六府皆禀焉。”
如果从阴阳平衡来说，当以一脏一腑、一阴一阳相配，“六藏六府”即是“六阴六阳”，而“五藏六府”却是“五阴六阳”，可见《内经》将“五藏六府”赋予“六藏六府”之义，不无理也。

6. 论《内经》以脑髓为脏之一：《内经》非官家所作

自《内经》以降，历代医家皆以《内经》不以脑髓为脏，这是因为：①、历代医家大都是先儒后医，对于儒家思想根深蒂固，反映在思想上表现为尊经博古，所谓“岐黄之言，句句是真理”，对《内经》以周时之心以论《内经》之心，深信不疑；②、历代医家皆以《内经》为官家之作，以脑髓为脏，只是“方士”之说，不能登医学大雅之堂，故其理论未被《内经》作者所采纳；③、历代医家只忠实原文，一字一句从字面上做解，更无法断其理论之是非，始终没能发现《内经》特有的异常的论述方法；④、历代医家皆以《五藏别论》以“脑、髓”归属奇恒之府，已经很明确了。却不明白《内经》中之“脑”具有“颅腔”、“脑髓”两种不同的概念。因此，有人认为将脑归入奇恒之府在当时是一种偏见。这就是说，历代医家对《内经》不以脑髓为脏，是深信无疑的。于是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传统观念：《内经》不以脑髓为脏，只作奇恒之府，其功能统属于心。而且这种观念已经僵化。
我们认为：一定历史时期里的文化艺术，就有一定历史时期的特点，因而就要求我们研究任何一部中医典籍，都应当把它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去认识、去探讨。因此，了解《内经》时代的历史背景，对于研究《内经》有着特殊的意义。
我们认为，《内经》的编写，不是出自正统官方医家之手，而是出自非正统的民间医家。
（一）、由于《内经》成书于战国时代，秦始皇统一六国之时，在秦国编写成书的。当时正处于社会大变革，也正是秦始皇加强思想控制之时，从《内经》以“论文集”的形式成书，完全可以肯定，当时只能以单编或几篇合编的形式流传。这样做，目标小，又分散，一时不能引起官方的注意。既是多单篇别行，当然非官家之作。若出自官家，必以专论形式以全书面貌出现，何用此 “论文集”形式！
（二）、由于《内经》中所论之“心”与周时不同，否定了“心”的高贵地位，必会引来杀身之祸。官家国医享受俸禄，但受皇权控制，随时都有祸患，稍有不慎就会危及生命，何况秦始皇文字狱相当残酷，何敢越雷池半步，谁能设想官方医家能撰写《内经》呢？
（三）、《内经》时代，随着社会的大变革，出现了“诸子峰起，百家争鸣”的生动局面，民间医家也各自师承，分别著书立说进行“争鸣”，而且争鸣十分激烈，《五藏别论》所载“余闻方士，……敢问更相反，皆自谓是”，正是民间门派之争的写照。
（四）、《内经》出现种种的异常论述方法，显然是为了应付官府的检查所采取“明修栈道，暗渡陈仓”的对策，这足以证明《内经》之作，决非出自官家之手。
（五）、《素问·金匮真言论》中，“非其人勿教，非其真（人）勿授，是谓得道”之语，显然是指某种秘密，只能让同门弟子知道，不能被外人知道。若《内经》出自官家之手，又何须发此警告呢！据此，亦可确定是出自民间医家。

7. 《内经》以脑髓为脏之二 “心主神明”乃周时之产物

中医学认为神是人体生命活动的主宰，但神为何脏所藏，何脏所主，一直争论激烈。我们认为，不论“心主神明”或“心脑共主神明”，皆非《内经》所有，均为周时之产物。
据《管子》记载，儒家有所谓“心以藏心”之说。如《管子·内业》说：“我心治，官乃治；我心安，官乃安。治之者心也，安之者心也。心以藏心，心之中又有心焉。”《管子·白心》说：“心之中又有心，意以先言，意然后形，形然后思，思然后知。”房玄龄注“心之中又有心”说：“动乱之心中又有静正之心也。”静，房氏在《管子·侈靡》中注：“静，谋也。”《书·尧典》传注：“静，谋。”说明“动乱之心”者，谓流动血脉之心；而“静正之心”者，谓主静思之心也。可见在儒家哲理中，脑主思维的功能，完全归之于心。此“心脑共主神明”之所由来也。然形成此说当远在《管子》之前。
既然将脑主思维的功能，完全归之于心，故周时就有“心主神明”之说。如《文子·精诚》说：“心乃神明之府，情动乎中，言发乎外。”又说：“人禀天地之灵，心乃神明之府。”《淮南子·叔真训》：“是故神者，智之渊也，……智者，心之府也。”所以，自古“用脑”、“用神”、皆说成“用心”。说明在周时就有“心主神明”之论，非《内经》之产物也明矣。
周时重“心”，来源于周时之五脏，《淮南子·原道训》说：“不留于心志，不滞于五脏，……夫心者，五藏之主也。”由于王朝官职以君主喻“心”，故又有“心为君主之官”之说。因心属土，《春秋繁露·五行相生》：“中央者土，君官也。”在《天地之行》中更明确指出：“一国之君犹一体之心也。”所以周时很重 “心”，谁要是否定了“心”的这种高贵地位，就等于否定了一国之君。
《内经》所论“五脏”与“五行”的配比，与周时大不同，特别是改“心属土”为“心属火”，“心”已不是“君主之官”，已不是“五脏六腑之大主”，也不是 “心主神明”了。由于否定了“心”的那种高贵地位，其后果必定是引来杀身之祸，书毁人亡。为了自保，为了书得以流传，《内经》不得不采用了“明修栈道，暗渡陈仓”的对策，即仍以周时之心以论《内经》中之“心”，即仍以心“为君主之官”，仍“为五脏六腑之大主”，仍以心“主神明”。可见，“心主神明”实非《内经》本意，出于不得已也。《内经》中之种种异常的论述方法，即由此而生。此后人不可不察也。

8. 《内经》以脑髓为脏之三脑髓为先天命门

历代医家皆遵循《难经》以右肾为命门之说，并认为与《内经》所论命门不同，未见有内在联系。由于历代医家不清楚《内经》的异常论述方法，因而不懂《内经》之旨，以《灵枢》所论“命门者，目也”，是指睛明穴而言。如张介宾说：“此盖指太阳经穴终于睛明，睛明所夹之处，是为脑心，乃至命之处，故曰命门”（《类经附翼·求正录》）。所以张氏认为《内经》无命门，但又说：“《内经》既无命门，《难经》何以有之？……《难经》诸篇，皆出《内经》，而此命门，或必有据。意者去古既远，经文不无脱误”也。说明历代医家皆以《内经》无命门之说，故将其所论丢在一旁，皆宗《难经》之说。
谁说《内经》无命门之说呢？《素问·阴阳离合论》说：“太阳根起于至阴，结于命门，名曰阴中之阳。”《内经》明确地在此提出了“命门”之名，“命门”是什么？《灵枢·根结》说：“太阳根于至阴，结于命门。命门者，目也。”《灵枢·卫气》说：“足太阳之本，在跟以上五寸中，标在两络命门。命门者，目也。” 《内经》在此反复指出“命门者，目也”，无奈后人不懂《内经》的异常论述方法，“目”就是“命门”的谜也就无法解开了。
医理源于易理。根据《周易》，乾阳为万物之根蒂，是万物资始的动力。说明乾阳为生命之根本，而命门既是“诸神精之所舍，原气之所系”，是人体生命活动之本，所以，命门总不离乾阳之象。《说卦》说：“乾为首，离为目。”《周易集解》荀爽曰：“乾舍于离，相与同居。”人之首，头也，脑也。故“乾舍于离，相与同居”者，谓脑舍于目，脑与目同居，即脑目为一体：脑为体，目为用也。乾阳之所在即命门之所在，乾阳既在脑，那么命门在脑也明矣。所以，《内经》在《灵枢·经脉》中说：“人始生，先成精，精成而脑髓生。”说明人始生是先生脑髓，而非先生两肾。可知脑髓为“先天之本”。《素问·五藏生成论》说：“诸脉者，皆属于目。”《灵枢·口问》：“目者，宗脉之所聚也。”而宗脉又入于脑，说明目周孔窍与脑通。可知，《内经》以目为命门者，即以脑髓为命门也。
《内经》对肾的论述，也是很明确的，《素问·上古天真论》说：“肾者主水，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。”五脏六腑之精乃后天之精，说明肾中所藏乃后天之精，当为后天之本也。
由此可见，脑髓为先天之本，肾为后天之本。脑与肾乃先天与后天之关系：先天滋后天，后天养先天。传统理论认为：肾精生脑髓。显然与《内经》不合。按照《内经》本意，是脑髓生肾精，肾精补养脑髓。这以脑髓为脏，为五脏六腑之大主，奠定了理论基础。
我们可以得出结论：《内经》以脑髓为先天命门，是以先天八卦方位图为依据的；《难经》以右肾为后天命门，是以后天八卦方位图为依据的，两者是先天与后天的关系。谁说《内经》无命门，谁说《难经》以右肾为命门与《内经》没有内在联系呢！

9. 《内经》以脑髓为脏之四 脑髓为六脏六腑之大主

《素问·灵兰秘典论》提出“十二官”，并着重指出“主明则下安”，“主不明则十二官危”。说明周时以“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”，实乃十一官之小主也，本则经文提出“十二官”之主，乃六脏六腑真正之大主。这个真正的大主是哪一脏？却没有明确指出。明代赵献可认为：这个十二官的人身之主，是命门，其地位在“心”之上。并且认定“命门即在两肾各一寸五分之间，当一身之中。”但我们认为，命门有先天命门与后天命门之分，赵氏所指的命门，当为五脏六腑后天之命门。而我们认定的命门乃先天命门脑。只有先天命门脑才真是六脏六腑十二官之大主：
一、脑为先天命门
《周易·说卦》指出：“乾为首，坤为腹。”首即指头，脑髓藏于头。脑髓为先天命门，命门之所在即乾阳之所在，故以脑髓象乾；五脏六腑居胸腹之中，而胸腹为纯阴之坤地，本无生命力，故以五脏六腑象坤。然“孤阴不生，独阳不长”，只有乾阳下交坤地与坤阴气交，万物始能资生。所以，《素问·天元纪大论》说：“在天为气，在地成形，形气相感而化生万物。”又在《素问·六微旨大论》中进一步指出：“天枢之上，天气主之；天枢之下，地气主之。气交之分，人气从之，万物由之。”结合人体，乾阳下交坤阴，是通过“心包络与三焦为表里”来体现的。《难经》在《六十六难》中解释说：“三焦者，原气之别使也”，原气即元气，元气乃命门之火，所以“三焦者，原气之别使也”，即三焦为脑髓将命门火输送到腹中上、中、下三焦以激发出五脏六腑之功能也。说明五脏六腑的功能活动，均由脑所主宰。这是因为阳为阴之主，阴为阳之基，从而构成了脑髓与五脏六腑的主从关系。脑髓为五脏六腑之大主也。
二、脑总统五脏神
《素问·本病论》说：“神失守位，即神游上丹田，在太乙帝君泥丸宫下。”原注：“太乙帝君在头，曰泥丸宫，总众神也。”所谓泥丸宫总从神，即脑髓总统心、肝、脾、肺、肾五脏神也。说明脑髓为六脏六腑之大主，脑明则下安，脑不明则十二官危，脑与五脏六腑十二官不得相失也。
三、脑通过眼耳口鼻舌统管五脏六腑
眼、耳、口、鼻、舌五官聚于首，位最高，其所知觉之象，必先入于脑。很明显，不但五官属脑，而且五官各有其窍通五脏，说明脑病可及五脏，五脏病也可及脑，所谓“脑窍通则窍窍通”。是以得知：脑髓通过五官为五脏六腑之大主也。
此外，脑髓还可通过经络为五脏六腑之大主。
上述脑髓的这些功能，“心”是无法取代的。所谓“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”者，乃周时之产物。《内经》中云“心为五脏六腑之主”者，乃“明修栈道，暗渡陈仓” 之手法而已。

10. “七损八益”是《内经》调理阴阳之根本大法

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中“七损八益”一语，由于原文未作任何解说，一直是个疑案。1989年1月出版的《中国古代房事养生学》对此做出了解释，说：“以《天下至道谈》所论为依据，用来解释《内经》所论’七损八益 ‘，无不入丝丝入扣，着着吻合，就使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学术悬案，终于得到了圆满的解决。”《天下至道谈》所论“七损八益”，是指两性房室生活：有七种做法对于人体有损害，有八种做法对人体有补益作用。自此之后，对“七损八益”的解释，已成定论。
然令人有疑。因《阴阳应象大论》全篇是在论述自然界中阴阳五行的变化，与房中术内容毫不相干。特别是“七损八益”是在黄帝提问“调此二者奈何”后岐伯回答的，他说：“能知七损八益，则二者可调。”而黄帝所问“调此二者奈何”，又是紧接上文“法阴阳奈何”之后提出来的。由此得知，黄帝所问“调此二者奈何”中之“二者”，即指“阴阳”而言也。说明“七损八益”是《内经》调理阴阳之根本大法。因此，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，《素问》中的“七损八益”与《天下至道谈》中的意义不同，不可以《天下至道谈》作解也。
我们认为，“七损八益”中的“七”与“八”不是数而是象，它的真实含义来源于《周易》八经卦。《说卦》中之“参天两地”，即“天三地两”。天为阳，以“— ”表示；地为阴，以“–”表示，这样，八经卦的象数为：
乾九 坤六 震七 坎七 艮七 巽八 离八 兑八
由于乾卦象天，象数为九，故称“九”为“老阳之数”；坤卦象地，象数为六，故称“六”为“老阴之数”。九、六为阴阳之极，为不可调之质变之象也。震、坎、艮三卦，多阴少阳，故称此三卦之象数“七”为“少阳之数”，巽、离、兑三卦，多阳少阴，故称此三卦之象数“八”，为“少阴之数”。七、八为阴阳量变之象，为可调之阴阳消长之量。由此得知：七，为可调之阳；八，为可调之阴。所以“七损八益”，就是“阳损阴益”，也就是“损益阴阳”。
“七损八益”中之“损”与“益”，为《易经》六十四卦中之“损卦”与“益卦”。《杂卦》云：“损益衰盛之始也。”《序卦》云：“损而不已必益，益而不已必决。”说明损与益是相对的，也是相互转化的。损益的目的，是为了维护阴阳的平衡。
“七损八益”为《内经》调理阴阳之根本大法，在后世医学中产生着深远的影响。如《难经》“泻南方，补北方”之说，王冰提出“壮水之主，以制阳光”，“益火之原以消阴翳”的著名论断；刘完素“降心火，益肾水”的主张；朱丹溪提出“气常有余，血常不足“，从而创造出著名的养阴学说，无一不受“七损八益”、损益阴阳理论的影响，在《伤寒论》与温病学中，“损阳益阴”的应用更具有生死存亡的重大意义。

11. 《内经》所论“五脏”与周时不同

“五脏”一词，并非始于《内经》，而以《礼记·月令》或《吕氏春秋·十二纪》的五脏为象的古医经书《阴阳疗疾法》，早已亡佚。据近人考证《礼记·月令》或《吕氏春秋·十二纪》的五脏之象，来自古文经学；而《黄帝内经》五脏之象出于今文经学。若果如此，我们便以《月令》或《十二纪》所论五脏，称为周时五脏之象。
根据孔颖达《礼记正义》得知，《月令》或《十二纪》中五行与五藏的配比，是根据祭祀牺牲（动物）南向时，用以祭祀的五脏的可见部分之方位来确定的：
脾 春，东方木； 肺 夏，南方火；
肝 秋，西方金； 肾 冬，北方水；
心 季夏，中央土。
此谓五脏应四时五行也。所谓五脏的“可见部分”，近乎今之解剖部位，是具有“形态”的。正因为是具有形态的“实体”，才能取出以供祭祀之用。这些“实体”，实则为死体（牺牲品）的形骸。
可见，周时所论五脏系指可以目见、可以祭祀的部分，是“死物”，因而意义浅显；而《内经》所论五脏，则是充满生机的，有气有血的活体。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表出了五脏生生之象。可知，《内经》中的五脏，实际上远远超越了西方医学中心、肝、脾、肺、肾的解剖意义，而是各自为一生生系统，五脏之间通过生、克构成一个更大的生生系统，即总系统。由于这个系统充满生机，是有气有血的活体，是有“层次”的，如“心”的里层是“心”，表层是脉和舌。脉象和舌象，不仅是“心”的表象，而且由于五脏是一个总系统，因此又是五脏共同的表象。故二者是中医诊断的主要依据之一；五脏的“表层”，还有声、音、味、臭、色、变动等，这些都是可望、可闻之象。因此，中医的 “望、闻、问、切”四诊，除“问”以外，其余皆可由表象而求得五脏之顺逆吉凶也。所以，《内经》所论五脏与周时之五脏是不同的。完全可以说：《内经》所论五脏的医学：“是活人医学”，而周时所论五脏的医学是“死人医学”。
由于《内经》所论五脏与周时之五脏不同，所以，在五脏与五行的配比上，也有着明显的不同：
五 行 木 火 土 金 水
《吕氏春秋》 脾 肺 心 肝 肾
《内经》 肝 心 脾 肺 肾

12. 我的“奇谈怪论”

我写了一本《〈黄帝内经〉基础理论研究》，书稿完成，无力出版，集资也难，因此也就没有认真修改，油印了几本，搁置一边。书稿文笔拙劣，不便一读。但本书稿有一个特点，与《内经新识》大不同：彼以“引西说”以“证中医”；我以“引《周易》以解《内经》，不西化，走中医自己的道路。
自知既无资历，又无学历，且不以医为业。加以起步迟，起点低，无所约束，不免信口开河。所提出的见解，当属“奇谈怪论”之类，不能登大雅之堂。所谓“奇谈怪论”，就是指研究《内经》所得，与《21世纪课程教材·中医基础理论》大相径庭：
1、《21世纪》教材认为，肾为先天之本，脾为后天之本。我们认为：脑髓为先天之本，肾为后天之本。
2、《21世纪》教材认为：肾精生脑髓，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同藏于肾中。我们认为：脑髓生肾精，先天之精藏于脑髓，后天之精才藏于肾中。
3、《21世纪》教材认为：不以脑髓为脏，主五脏六腑之说。我们认为：以脑髓为脏，主六脏六腑说。
4、《21世纪》教材认为：《难经》以右肾为命门，与《内经》并无内在联系。我们认为：《内经》以脑髓为命门，是谓先天命门。与《难经》所论是先天与后天的关系。
5、《21世纪》教材认为：心为君主之官，为五脏六腑之大主。我们认为：脑髓为君主之官，为六脏六腑之大主。
6、《21世纪》教材认为：肺主一身之表。我们认为：心肺主一身之表。
7、《21世纪》教材认为：肝居下焦，排除在中焦之外。我们认为：肝与脾同居中焦。
8、《21世纪》教材对于“凡十一脏取决于胆也”之说，宗李东垣“胆气春升，则余脏从之”作解。我们认为：“取决于”即“阙如”二字，与“胆气春升”毫不相干。
9、《21世纪》教材认为，“左肝右肺”之说，是指“肝和肺的生理功能特点而言”。我们认为，此说体现了中华民族古文化的博、大、精、深，是后天八卦方位图脏气升降运动的一个缩影。
10、《21世纪》教材认为，心包络是心脏的外包膜。我们认为，心包络是脑髓的代用词。
以上就是我的“奇谈怪论”，君以为然否？

13. “脾不可为后天之本”辨

我们根据《内经》所论，肾为后天之本，那么脾就不可后天之本了。后世医家之以脾为后天之本者，其根据有三：1、脾为后天之本，是受周时“心属土”的影响。周时以“土”为贵，“五行莫贵于土”也。所以， “心”为君主之官，为五脏六腑之大主。2、《内经》虽以“脾属土”，但“心”仍为君主之官，说明“土”仍然高贵，自然脾也当贵重。《素问·平人气象论》说：“人以水谷为本，故人绝水谷则死，脉无胃气亦死。”3、李东垣认为“元气非胃气不能滋之”，得出脾胃是元气之本的论点。其实，“土”在周时确很重视，但到《内经》中就只强调“水谷”很重要。虽有“脉无胃气亦死”之语，但此中“胃气”，并非脾胃之气。这一点李东垣是很清楚的，其谓“元气非胃气不能滋之” 之“胃气”，亦非单指脾胃之气，他在《脾胃论》中说：“悉言人以胃气为本。盖人受水谷之气以生，所谓清气、营气、运气、卫气、春升之气，皆胃气之别称也。”可见李氏之所谓胃气，是包罗全身之正气。所以，根据李氏的解释，“悉言人以胃气为本”者，即“悉言人以全身正气为本”也。全身正气亦即五脏六腑后天之精气也。
因此，李中梓之论“脾为后天之本”者，在于“安谷则昌，绝谷则亡”。他说：“脾何以为后天本？盖婴儿既生，一日不再食则饥，七日不食则肠胃涸绝而死。经云：’安谷则昌，绝谷则亡’，犹兵家之饷道也。饷道一绝，万众立散；胃气一败，百药难施。一有此生，必资谷气。谷入于胃，洒陈于六腑而气至，和调于五脏而血生，而人资之以为生者也。故曰后天之本在脾”（《医宗必读》）。说明李中梓之以脾为后天之本，在于水谷，与《内经》所论之水谷是一致的。只可谓“民以食为天”，不可谓“脾为后天之本”也。因五脏六腑后天之精来源于水谷，而胃只不过是“腐熟”水谷之场所，其由脾胃所化生之水谷精微，均由脾这条输送之通道，上输至心肺，并没有将所化生之水谷精微藏于脾。又何谓“脾为后天之本”耶？脾的生理功能无此后天之本的作用，徒有空名而已。
我们认为，“脾为后天之本”之“本”字，乃根本、基地之义。水谷只是在脾胃中腐熟化生精微，并没有以脾胃为基地而将水谷精微储藏于此，而是源源不断地由脾将水谷精微上输心肺，故脾不可谓后天之本也。
所谓“人绝水谷一、二日而不死”者，脾胃已是胃虚肠空，脾无水谷精微可上输，拿什么去重新供给五脏六腑在这一、二日生理活动之所需？此时只有肾将所藏五脏六腑之精，重新供给五脏六腑在这一、二日生理活动之所需，说明肾是藏水谷精微之基地，故可谓肾为后天之本，不可谓脾为后天之本也。

14. 论“五脏六腑”之由来

“五脏六脏”一词，并非来源于《内经》，而是由来已久。众所周知，《洪范》言于行，《周易》道阴阳，故有阴阳出自《周易》，五行源于《洪范》之说。
《洪范》，是五行学说史上一篇划时代的著作，其中未见有阴阳观念。表明当时阴阳、五行尚未合流。《洪范》之成为划时代意义，主要在于它第一次系统表述了以 “顺五行”为核心的治理天下之大法，而将整个世界纳入五行系统之中。故《洪范》九畴，首列五行，其于五行之序说：“一曰水，二曰火，三曰木，四曰金，五曰土。”《春秋繁露·五行对》说：“土者，五行之主也”，“五行莫贵于土。”所以五行学说极为重视“五”。
《周易》长期被目为“道阴阳”之书，实际上，《周易》的卦辞、爻辞中均无阴阳词句，可见《周易》原本并无阴阳观念，而系统解说《周易》的最早文献，目前只能见到《易传》七种十篇。这十篇称作“十翼”，十翼以阴阳观念解说《周易》，这实际是《易传》将《周易》纳入了阴阳思想体系，《周易》反倒成了一部道阴阳的书。而《易经》是一部变易之书，其变易表现在卦变，而卦变又根于六爻之变，说明“六”在《易经》中是个神奇的字，以阴阳之变在于“六”也。
阴阳学说与五行学说，原本是互不相关的，由于《易传·系辞》中“一阴一阳之谓道”这个学术问题，阴阳与五行两种学说因学术上的需要，均自乱家法，相互渗透融合了。由于“一阴”之“阴”，指阴爻（–）、两地；“一阳”之“阳”，指阳爻（—）、参天。所以，一阴 [（–）二 ]、一阳 [（—）三]合而为五，这个“五”就成了道的象数。五，《说文》：“五行也，从=，阴阳在天地间交午也。”“二”象天地，天阳下降，地阴上升，天地交泰生万物而化五行。说明阴阳化五行，五行衍生万物也。进一步说明五行也蕴含着阴阳消息，看来，两者的关系非常密切，正如张介宾所说：“五行即阴阳之质，阴阳即五行之气，气非质不立，质非气不行，行也者，所以行阴阳之气也”（《类经图翼·五行生成解》）。由于两派融合，就产生了阴阳五行学说。
五行，只有五个数，“土”为五行之主，与人体生命科学的关系，主要在于与脏腑的关系：“五曰土，土属阴，脏亦属阴，故主“五脏五腑”之说。（《灵枢·本输》有五脏合五腑之说）。而《周易》论阴阳，脏腑之数取成数，“六”为成数二四六八十之主，自然以“六脏六腑”立论。由于政治上的原因，周时以“心属土”，土为万物之尊，所以“一国之君犹一体之心也。”而五曰土，显然当时“五”的威力极大，谁要是否认了“五”，就是否认了“土”，就是否认了“心”，就是否认了“一国之君 ”，因此，为了不触怒朝廷，阴阳五行学说取“五脏六腑”为脏腑之数，此“五脏六腑之所由来也。从“五脏六腑”一词可以看出，是“五行”与“阴阳”相互渗透过渡时期的产物。

15. “左肝右肺”体现着中国文化的博、大、精、深

中医“左肝右肺”一说，来源于《内经》，这是《内经》中的一个千古之谜。因此，西医曾经有人想从《内经》入手，抓住“左肝右肺”之说，大做文章，并以现代解剖学相对照，攻击中医学古老、不科学，讥笑中医理论太荒唐！
“左肝右肺”的真正含义，究竟是什么？
“左肝右肺”一词，是“肝生于左，肺藏于右”之省，出自《素问·剌禁论》篇，原文说：“肝生于左，肺藏于右，心部于表，肾治于里，脾为之使，胃为之市。” 显然，“左肝右肺”只是前面的两句话，与全文分裂开来，这是“断章取义”，这种认识方法，完全体现了西方文化“主、客”分裂的特点，就以“左肝右肺”与现代化解剖学相对应，就得出了中医理论不科学的结论。而中国文化的特点是“物、我为一”的“大一统”。必须把“左肝右肺”置于全文之中，不可分割。只有置于全文之中，才能体现出一个完整的意义。
中华民族文化博、大、精、深，要解开“左肝右肺”之谜，必须扩大知识面，不能局限在《内经》范围之内。“医理源于易理”，说明医易是一脉相承的。若舍易论医，《内经》中的许多秘密就难以完全揭开。
根据《内经》，人类居于天地“气交”之中。天地阴阳二气是这样进行气交运动的：“上者右行，下者左行”（《素问·五运行大论》）。所谓“上者右行”，言天气右旋，自东而西以降于地，所谓“下者左行”，言地气左转，自西而东以升于天。所以，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说：“左右者，阴阳之道路也。”
根据《内经》，“人与天地相应也”（《灵枢·露》）。说明人体脏腑之间，也存在着脏气升降相交运动。人出生后，人体已由先天转入后天，《周易》八卦也由先天八卦转入后天八卦。《内经》在《灵枢·九宫八风》中所应用的“九宫八风图”，就是后天八卦方位图。这个后天八卦方位图来源于洛书。
洛书为人体脏象方位学奠定了基础：正北方为坎卦属水，水性寒，寒气通于肾，故肾位正北方；正南方为离卦为火性热，热气通于心，故心位正南方；正东方为震卦，秉风雷之性，风气通于肝，故肝应正东方；正西方为兑卦属泽性凉燥，燥气通于肺，故肺位正西方；中央属坤土性阴属湿，湿气通于脾，故脾居正中。
洛书不但为人体脏象方位学奠定了基础，而且为脏气升降确定了其运行方向。因水为至阴，故居于下；火为至阳，则居于上；木主升发故居于左，方位在东；金主收降，则位于右，方位在西；土为成数之毋，故居于中。如此，脏气升降图为：心火下降，肾水上济，肝木左升，肺金右降。脾胃居中，为升降之枢纽：脾之所以升，肝辅之也；肺气降胃气亦随之降也。从上述脏腑气机升降图，完全可以得出结论：“左肝右肺”，不是指肝居于左，肺居于右。而肝与左，肺与右，只是代表着全身阴阳、气血升降之通道。所以，“肝生于左，肺藏于右”，当正确解释如下：
“肝生于左”，生，《广雅》：“生，出也。”出，《考工记》玉人注：“向上谓之出”。左，乃《五运行大论》中“下者左行”之“左”。故“肝生于左”者，谓肝气从左向上升也。
“肺藏于右”，藏，《词源》：“潜匿”也。潜，《中华大字典》：“潜，沈下”，“沈，下也”。右，乃《五运行大论》中“上者右行”之“右”。故“肺藏于右”者，谓肺气从右下降也。
总之，《内经》“左肝右肺”之说，全从易理而来，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博、大、精、深。说“中医理论太荒唐”者，是其知识面不广，不了解中国古文化之过也。

16. 是“心肺主表”，而不是“肺主表”

《21世纪课程教材·中医基础理论》说：“肺主一身之表，外合皮毛，宣发卫气，抵御外邪，护卫肌表。”
“肺主表”之说，早见于《内经》，如《素问·痿论》：“肺主身之皮毛。”《五藏生成篇》说：“肺之合皮也，其荣毛也。”《六节藏象论》说：“肺者……其华在毛，其充在皮。”后世医家因此皆认为“肺主表”为《内经》之旨，但我们认为，“肺主表”之说虽来自《内经》，但只是《内经》所论“主表”的一个方面，而另一个方面，却在《素问·剌禁论》中：“心部于表，肾治于里。”部，《荀子·王霸编》：“名声部发於天地之间。”注：“部犹分布也”。是知“心部于表”，谓心分布于表也。显然，当以“肺主表”与“心部于表”两者结合起来，为“心肺主表”说，才能体现《内经》一个完整的理论。
“心肺主表”的理论，可从《五藏别论》与《六节藏象论》中得到证明。两论皆有“五气入鼻，藏于心肺”之语，肺开窍于鼻，心亦开窍于鼻也。说明肺与心是相通的。“肺朝百脉”，此其证也。
“心肺主表”之理，在《灵枢·营卫生会》说得很清楚。由于心主血属营，肺主气属卫，故云：“营在脉中，卫在脉外，营周不休，五十而复大会。阴阳相贯，如环无端。”气为阳属卫，血为阴属营，“阴阳相贯”即“营卫相通”也。“营卫相通”，谓卫阳可入脉为营阴，营阴可出脉为卫阳也。所以，张介宾在《类经·营卫三焦》中说：“虽卫主气在外，然亦何尝无血。营主血而在内，然亦何尝无气。故营中未必无卫，卫中未必无营。但行于内者便谓之营，行于外者便谓之卫。此人阴阳交感之道，分之则二，合之则一而已。”
张仲景继承了《内经》“心肺主表”之论，所立麻黄、桂枝二方，均从营卫立论。王旭高在《退思集类方歌注》中说：“仲景治太阳初病，必从心营肺卫立方也。” 对于《伤寒论》中营卫不和，心肺受病的道理，柯韵伯在《伤寒论翼·太阳病解》中说：“营卫行于表，而发源于心肺。故太阳病则营卫病，营卫病则心肺病矣。心病则恶寒，肺病则发热。心病则烦，肺病则喘。桂枝疗寒，芍药止烦；麻黄散热，杏仁除喘。所以和营者，正所以宁心也；所以调卫者，正所以保肺也。”
临床常遇有服麻黄汤汗不出者，必有心营郁热和心阴不足两端。对于心营有郁热的患者，张锡纯必于麻黄汤中加知母顾及心营郁热，而汗必出而解也。对于心阴不足的患者，同样有恶寒、发热、无汗等表证，但脉寸关浮紧而尺部独迟，此为阴血不足，若不养血则无以滋汗源以作汗。所以张介宾立有“求汗于血”之法。我们对此类患者，常于麻黄汤中加当归、熟地，即能作汗而解。
由此可见，“肺主表”与“心肺主表”，虽只有一字之差，但疗效大不同，当引起人们注意.